马敏：建构中国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启示——“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笔谈（二）
作者：马敏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
编者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丰厚的史学遗产，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担负的学术使命。本刊编辑部邀请3位学者，围绕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资源、路径和方法，从不同领域展开讨论，以期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历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有所裨益。
当前，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业已成为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我们围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进行一系列深入的思考，尤其要结合中国史学的长期实践，总结既有经验，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不只是反复重申其意义。为此，我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形成过程，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典型范例，可以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若干启示。
一、建构中国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历程
历史地看，尽管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近期提出的一项任务，但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从未停止过。尤其在中国文化背景深厚的人文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学科领域，学者孜孜不倦地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和学术体系。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也不例外。
新中国成立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已走过70余年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兴起阶段（1949—1966年）、兴盛阶段（1978—1989年）和深化阶段（1990年至今）。我们大致可根据这三个阶段，来观察中国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
1949—1966年是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兴起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辛亥革命史论说。
严格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形成的。随着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到来，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现第一个高潮。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予以高度评价；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文章多达200余篇。学术界围绕辛亥革命的原因、革命团体的形成和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初步讨论。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首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办，辛亥革命史研究迎来第二个高潮。这次会议有100余人参加，提交论文40余篇，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收录论文32篇、近50万字，是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的第一次集中展示。
与1949年以前相比，20世纪50—60年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初步形成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学术体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1949年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侧重于对孤立政治事件的叙述，并有意无意地掩盖其阶级斗争的实质；1949年以后的研究，则强调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的探讨，并把辛亥革命看作清末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产物。这样才有可能透过辛亥时期种种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获得若干规律性的真切理解和认识。二是引入群众史观。1949年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侧重于少数知名人士的个人活动，很少甚至没有涉及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1949年以后的研究则较注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行动，通过研究抗捐抗税斗争、新军和会党等，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内容。
1978—1989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复苏和崛起的阶段，也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大发展、大繁荣时期。10余年间，各种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团体纷纷成立，各具特色的学术专著和大型资料陆续出版，大批学术论文相继发表，各种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不断召开，青年学者队伍快速成长。仅以论文发表数量而论，10余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多达5300余篇。
10余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大陆学者坚持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说”，在同中国台湾学者主张的“全民革命说”、海外学者主张的“绅士运动说”的激烈论辩中，日益走向系统和全面。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说”认为，辛亥革命既不是“全民革命”，也不是“绅士运动”，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如刘大年认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充当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一九一一年革命，即辛亥革命”，并系统论述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金冲及、胡绳武总结：“我们写《辛亥革命史稿》这部书，主要的着眼点是想考察一下：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它的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是怎样的。”
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说”包含多方面内容。其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为辛亥革命奠定社会经济基础；其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三，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一系列纲领和主张，代表的正是新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诉求；其四，孙中山等革命派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度的政治路线，从根本上有别于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道路，当属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范畴；其五，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有初步发展又发展不足，导致辛亥革命既取得胜利又最终失败的双重结局。中国台湾和国外一些学者尽管并不完全赞同大陆学者的主张，但也不得不承认，大陆学者有关辛亥革命的理论体系是自成系统的，并且经过比较严密的学术论证。
1990年以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进入持续深化的阶段，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处于不断发展中。受日益兴起的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潮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方向有所拓展，概言之，即“从革命走向社会”，从单纯政治事件史研究，转向更为全面的社会转型研究。其突出表现是，加强了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一些学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商团、教育会、救火会、慈善会、农会等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对各种社会群体的研究，如知识分子、留学生、华侨、绅商、军人、督抚、传教士等。也有学者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进行考察，认为辛亥革命启动了早期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辛亥革命在摧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意识形态领域，使得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由此推动现代化进程“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现代化范式”遂成为“革命史范式”之外研究辛亥革命的另一个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新的研究趋向并非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事件史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通过研究范式的转换，突破仅从政治层面解读历史的局限，在眼界、方法、材料上均有大的拓展，极大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内容，是对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如对商会等社会团体和绅商等社会群体的研究，有助于考察社团、群体和阶层、阶级之间的联系，加深对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真实面貌的了解，使阶级分析方法更趋细致、具体；从现代化视角考察辛亥革命，则有助于推动对辛亥革命社会变革意义的理解，丰富了“革命”的内涵。
最近20余年来，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建构的另一个新动向是，在“后现代化范式”影响下，一些学者运用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方法对辛亥革命进行重新阐释：要么“眼光向下”，专注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了解身处革命洪流之中“活生生的、不同层次之人的感受和行动”；要么转换视角，对辛亥革命中的人与事进行话语、形象、记忆甚至符号的重新建构，使之呈现另一重意义，揭示历史的另一种面相。这类研究或有助于“革命叙事”的细化和具象化，使历史呈现出鲜活的一面，以补宏观叙事之不足，但也需警惕其可能使历史流于“碎片化”。
以上对各阶段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简要回顾，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经历许多坎坷，但70余年来，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始终在坚韧前行，且成就可观，是我们今天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学术自信。
二、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突出特征
回顾和反思70余年来辛亥革命史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可以从中获得许多启迪，对今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不无助益。归结而言，有如下述。
其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熔铸自主知识体系之“魂”。
史料收集和历史事实的考证固然重要，但还不是史学，真正的史学离不开以史实为依据的思考和深刻的阐释。历史研究不仅要“知其然”（对史料的掌握和考证），而且必须“知其所以然”（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如柯林武德所主张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是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对历史进行“知其所以然”的思想探索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是贯穿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之“魂”。
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形成，归根结底是长期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应用。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我们才能透过辛亥革命中各种纷繁复杂的表象，深入探寻其中的规律与大势，梳理出历史发展的经纬和脉络。
唯物史观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体现在诸多方面。大体而言，一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论证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初步成长，从而揭示这场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内在必然性，从根本上否定“告别革命论”的立论根基。二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判明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从而厘清辛亥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关系，把握住这场革命的本质特征。三是通过运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清楚解释辛亥革命中的许多复杂历史现象。如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问题，过去中外学者大多单纯以“种族斗争”来理解，甚至据以歪曲辛亥革命的性质。刘大年从唯物史观出发，系统论证了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期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最终导致革命失败。
其二，以史料为依据，筑牢自主知识体系之“基”。
陈寅恪曾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中国史学亦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势必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建立在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史料之搜集、考证、辨伪，遂成为建立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前提。
辛亥革命史研究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始终是以大量史料的开发、利用为前提和基础。20世纪50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上、下卷），开新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编纂之先河。此后，一系列大型资料相继出版，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册）《辛亥首义回忆录》（4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8卷），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以及各省市出版的地方辛亥革命资料，为新中国初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与大量资料的开发、利用密切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档案持续开放，辛亥革命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很大进展。重要档案汇编包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湖北省暨武汉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等。重要人物文集有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11卷）、章开沅主编《辛亥人物文集丛书》等。此外，如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下册）、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等。
显然，如果没有上述众多历史资料的汇集和出版，辛亥革命史研究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开花结果，也无从建构起自主的知识体系。
其三，以学术体系建设为核心，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之“理”。
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涉及“三大体系”整体性建设，其中，由概念、理论、观点、学说和成果所构成的学术体系建设，始终是其核心和基点。知识体系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学术体系本身是否科学、完整，是否具有自成一格的独立性和自洽性，是否能够真正以学理服人。
以“资产阶级革命说”为核心的本土化辛亥革命史学术体系，固然有着从革命爆发原因、领导力量，到革命性质、过程、成败、意义，以及辛亥人物评价等一系列有关辛亥革命的系统论说，但在完整“体系”意义上，它当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即立足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同近代中国革命实践紧密关联，形成一整套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近代史”话语系统，如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两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两个过程”论、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三次高潮”论等。自主的辛亥革命史学术体系乃至话语体系，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这些层次更高、包容量更大的理论学说。正因如此，若脱离整体性、全局性的“中国革命史”论说，辛亥革命史学术体系将是不完整的；只有将辛亥革命视作中国革命史完整链条中的一环，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基本矛盾、发展线索等更大的问题，高屋建瓴地探索其性质及意义，才能真正厘清这一学术体系的内在之“理”。
尽管带有明显的本土特征，但辛亥革命史学术体系绝非自我封闭的，而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尤其改革开放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上，都曾受到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譬如，在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的前提下，它又吸取了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等理论及其方法，借鉴欧美、日本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成果，在正常而不乏激烈的学术争论中不断充实、完善自主学术体系及相应的话语体系。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其实是本土知识与域外知识互动交流的结果，在强调“自主”的同时，切不可忽略合理的“借鉴”。学术的发展及知识体系的建构往往需要“对手方”的刺激和参与，缺乏“对手方”的学术，便成了自说自话，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学术。
其四，以大型专著出版为标志，展示自主知识体系之“形”。
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通过一大批富有见解的创新性学术成果来展示，其中最关键的，便是要有学界公认的权威性大型学术专著问世。它们可能是个人学术研究的结晶，但更大可能是一批学者长期合作、集体攻关的成果，体现了研究者的集体智慧。
我们之所以有信心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业已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主要在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辛亥革命史研究结束了“小册子”时代，各具特色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尤其是几部通论性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研究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首先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3卷本，120万字），由人民出版社于1980—1981年出版；接着是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4卷本，150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0年、1985年、1991年出版；还有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下册），由中华书局于1981—1982年出版。这3部大型著作都是作者经过长期系统研究和精心打磨的力作，或以内容全面、体例完整见长，或以主线突出、史实详尽取胜，或以史料丰富、论述精当著称，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五，以学术机构和学术期刊为依托，编织自主知识体系之“网”。
现代学术活动离不开周密的组织筹划和精心运作，绝非凭单打独斗所能完成，这或可被称为“有组织的学术”。辛亥革命史研究能够较快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实同“有组织的学术”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陆学界逐渐改变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今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今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等，都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人员比较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相继成立，更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有了专门的学术团体。广东作为孙中山故乡，发起成立了孙中山基金会。这些机构和团体构成支撑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网络，在推动“有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术期刊对推动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功不可没。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创办的《孙中山研究论丛》等刊物，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关注，产生了广泛影响。一些国内著名史学杂志如《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也刊载大量有关辛亥革命史的高质量文章，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和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形成。据笔者初步统计，《历史研究》自创刊以来刊登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论文共100余篇，其中，1954—1966年20篇、1978—1989年47篇、1990—2023年36篇，在不同时期均起到引领辛亥革命史研究潮流的作用。
学术组织与学术期刊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合作召开各类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自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起每10年举行一次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在“文革”期间中断一次后，于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恢复，参会的中外学者共120余人，提交论文106篇，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术盛会。此后，各种规模的辛亥革命史学术研讨会在全国各地不断举办，辛亥革命史研究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三、建构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前瞻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史学。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空前的大变革、大发展时代，史学工作者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宽广的视野，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建构新时代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以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再出发、再建构，须进一步拓宽视野，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升级换代”。
第一，时间视野的拓展。过去，人们习惯于就辛亥革命本身来思考辛亥革命，时间视野往往局限于辛亥革命前后几年，很少对其进行长时段的历史思考。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章开沅提出“三个一百年”的宏大构想，主张对辛亥革命之前百年历史背景、辛亥以来百年历史本身以及未来百年展望进行通盘性、长时段的纵横考察。这为加快建构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路，即短时段的“革命”必须放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来思考，方能真正讲清其起因、进程、后果和影响。
将历史的长时段与短时段结合起来观察，笔者认为“三个一百年”中，在较短时段的历史“延长线”上，我们应特别关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纵向联系。也就是说，以辛亥年为原点，至少分别向前和向后追溯10余年，考察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勾连、相互影响，以揭示其潜在的历史因果之链。可以说，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凸显了革命的正当性；清末新政的推行及其挫败，成为辛亥革命的造因；而对辛亥革命的不满足和深刻反思，又为五四运动和中共的诞生创造了历史前提。这一连续的历史进程，反映的是从封建帝制到共和千年鼎革中的波波相续、艰难曲折。
而在长时段意义的历史“延长线”上，除西潮东渐、社会转型、现代化这些长程历史因素外，还应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视野中进行观察和评价。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民族复兴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循此主题和主线，或可打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间的界限，将近代以来的民族运动、改良运动、革命运动，乃至今天还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等，作通盘性、全局性的考察，从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向。辛亥革命在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一座里程碑。
第二，空间视野的拓展。章开沅曾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要继续深入，一是要“上下延伸”，二是要“横向会通”。“上下延伸”是拓展历史的时间视野，“横向会通”则是要扩大历史的空间视野，“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或者将中外历史某一侧面作横向的比较研究”。从世界史角度考察辛亥革命，首先要考察辛亥革命与亚洲的关系，或称辛亥革命的“亚洲视角”。从亚洲视野思考辛亥革命的意义，我们将获得许多前所未有的启示。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更可谓“革命之母”，是辛亥革命重要的支持力量。亚洲各国如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和启迪。
研究辛亥革命史不仅要有亚洲意识，还必须有全球意识。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视角、亚洲视角与全球视角应是相互映射、互有交集的。从辛亥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看，其实质是一场国际背景浓厚的政治革命。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深受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影响；孙中山等寻求华侨的支援，不限于日本和东南亚，也扩展到美洲、欧洲及一切有华人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甚至可以被视作全球华人的革命；同盟会的分支机构遍及各大洲，海外色彩甚为浓厚。孙中山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他“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显然，随着空间视野拓展，辛亥革命将呈现更为深远的世界性意义。
空间视野的扩展，不限于国际视野，也包括根据近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在分省研究之外展开更大范围的区域研究，如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西北边疆、西南地区等。最近，有学者提出要认识到诸区域空间的分野与联动，尤其要注意研究“南北和东西长程历史中的辛亥革命”，注意到中国南北的历史文化差异，以及辛亥革命具有的“南方革命”特征等，都是很有见地的观察和思考。
第三，社会视野的拓展。最近几十年中，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便是“从革命走向社会”，又从社会变化反观辛亥革命。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更是一场社会意义上的革命，是一次影响广泛、持续时间极长的社会大变革。因此，将革命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密切结合，赋予辛亥革命更立体化的诠释，实属必要。
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的研究，不仅要探讨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团体、阶层、风俗等，还要注意过去关注不够，或今天社会发展特别需要关注的领域和问题。其中一些较大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以“民生”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地方基层社会治理的“脱序”、绅士阶层的劣化和“去中心化”、科技与知识的社会传播途径、革命者自身和民众社会心态变迁、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发展等。而“实际的社会史事”，则可援引1902年浙江同乡会所拟“社会”调查纲目为例，包括户口、民智、人民强弱、地方贫富、人民生计、风俗、望族、富户、地方自治、家族规则、善堂义举、乩坛、寺院庵庙、秘密社会、客民、盗伙、地棍、洋烟室、妓院、赌场等。这些都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态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也构成辛亥革命的具体社会环境，需要进行细致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则应注意尽可能由“虚”趋“实”、由“粗”趋“细”，在大历史视野下，多做一些精细深入的实证研究。比如，辛亥革命在一些小地方（县城、市镇、村庄）的实际情形和真实影响——“在地化”的辛亥革命；图像、影视中的辛亥革命——“具象化”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的个体生命体验——“作为‘生命切实组成部分’”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对手方”——“全息化”的辛亥革命；等等。
从以上几方面去拓宽视野，或可有助于探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辛亥革命史乃至整个中国自主的近现代史知识体系的“升级换代”。其中有以新思维、新范式运用为前提的“创新性发展”，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打破惯有的思维定式，不断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实现“革命史”叙事的自我更新、自我革命。这或可被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新革命史”：一种更为广义的、有着更大时空视距、充满生命张力的“辛亥革命”。
最后，建构自主的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体系，还应继续发挥“有组织的学术”优势，加强由学术组织、团体、刊物、会议及学者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加强国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推动自主知识体系成果的海外传播与国外最新学术成果的引进，真正形成以“我”为主但又高度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这方面，正值创刊70周年的《历史研究》等高水平史学期刊当大有可为，我们对此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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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审：青 螾